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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汪:我国房地产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拐点

2026-11-17 18:28:49  |  来源:  |  作者:  |  阅读:次  字号: T   T
 

  作者:金融界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国汪

  全球比较显示,成熟经济体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普遍在10%以上,其中美国2025年约为12%;我国202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为5.92%、2026年上半年大体持平,偏低的原因不是需求消失,而是增加值仍集中于开发环节。土地出让收入与房地产贷款这两条传统传导链条同步收缩,房地产对经济的作用从单一的增长引擎,转为“短期拖累、中期稳定、长期服务”的三重角色。

  一、全球房地产发展实践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房地产制度差异,本质上是对“住房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野不在于是否存在市场,而在于金融杠杆的松紧、租赁与保障的比重、税收在交易与持有环节的分布。

  (一)五种典型模式

  美国是金融深化型模式的代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与“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的准政府信用,把长期按揭变成可全球流通的资产,将购房首付从传统的四到五成降至两成以下,住房自有率在2004年达到69.2%的历史峰值,2023年末回落至65.7%。2022年二手房交易占全部房屋交易的88.65%,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约12.1%,其中居住类租金估算、经纪与物业服务占七成以上。这一模式效率极高,代价是风险外溢:2007年次贷危机前,居民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77%升至137%,“两房”持有的贷款与抵押证券余额达5.23万亿美元、占全美房贷余额的44.3%,危机最终以政府接管和全球衰退收场。

  德国是租赁稳定型模式的代表,也是唯一在近半个世纪内保持房价温和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德国住房自有率长期只有45%左右,55%的人口租房居住,柏林、汉堡等大城市的租房比例高达八成。支撑这一结构的是三根支柱:一是稳健金融,按揭首付通常为20%—30%,居民房贷占GDP仅36%、居民负债占GDP仅53%,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偏低;二是重交易、轻持有的税制,不动产交易税3.5%—6.5%,叠加公证、登记等费用后交易成本可达10%以上,而对长期自住或出租的转让免征差价所得税;三是严格的租赁法律,租金三年内涨幅不得超过20%、住房供给紧张区域不得超过15%,房东解约须有法定理由。结果是1970—2017年德国名义房价年均仅上涨约1.8%,同期英国上涨52.8倍、法国16.1倍、美国12.5倍,住房空置率仅3.2%。

  新加坡是保障双轨型模式的代表。建屋发展局建设的组屋覆盖约81%的居民,住房自有率长期维持在90%左右,2017年组屋房价收入比约3.4,远低于私人住宅的12.5。其制度基础是土地以国有为主、政府可按法定标准低价征地(建屋发展局一般以市场价两成的价格取得组屋用地)、中央公积金强制储蓄为购房提供低成本资金,以及抽签配售、转售税、最低持有期等一整套抑制投机的规则。新加坡把住房定位为福利事业而非支柱产业,较为彻底地隔离了住房价格与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放大。

  日本是泡沫调整型模式的代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货币政策持续宽松,1986—1990年全日本地价年均上涨8.3%、六大城市上涨20.6%,企业以土地抵押套现再购地的循环不断推高泡沫。1990年代初货币政策收紧后泡沫破裂,资产价格下跌与债务刚性并存,企业由“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形成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经济陷入长期低速。日本的经验说明,房地产风险的真正代价不在价格下跌本身,而在下跌之后微观主体长期修复资产负债表所造成的需求缺口。

  韩国提供了第五种参照,即以全租房(传贳)为核心的租赁金融模式:承租人一次性支付相当于房价五成左右的押金、租期内不再支付月租,房东以押金进行再投资。2010年韩国家庭住房自有率为61.3%,首尔仅51.2%。这一制度在低利率、房价上行期运转顺畅,但在利率上升与房价转跌时,押金返还压力会迅速转化为金融风险,说明租赁制度的设计必须与金融条件相匹配。

  (二)四条可复用的共同规律

  上述五种模式的差异很大,但在四个问题上高度一致,这四点对我国更具直接参考价值。

  第一,住房自有率并非越高越好,成熟市场普遍稳定在六成至七成。美国65.7%、日本61.2%、德国46.5%、英国约69%,没有一个成熟经济体把“人人买房”作为政策目标。自有率过高意味着居民资产负债表与房价高度绑定,一旦价格下行,消费与金融稳定会同时受损。新加坡90%的自有率是例外,其前提是组屋作为准公共品、由财政与公积金共同支撑,并不适用于一般商品住房体系。

  第二,房价长期稳定依靠金融、税收、租赁三项制度的协同,任何单一工具都难以奏效。德国同时收紧首付与杠杆、抬高交易成本、做强租赁替代,三者互为条件。只压需求而不增加租赁供给,压力会转移到租金;只增供给而不约束杠杆,则会重新点燃投机。

  第三,增量见顶之后,房地产业的增加值来自租金、经纪、物业与更新,而不是新建。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中居住类租金占77%、开发投资仅占8%,日本、英国同样以服务性收入为主。这意味着“开发投资下降”不等于“房地产业萎缩”,统计口径若不调整,会系统性低估存量时代的行业贡献。

  第四,政府的作用是补齐市场失灵的环节,而不是替代市场定价。新加坡用保障覆盖大多数居民、用市场满足高收入群体;德国用法律与补贴稳定租赁关系;美国用准政府机构解决按揭的期限错配。三者的共同点是:政府提供制度与信用,价格仍由市场形成。

  (三)对我国的四点启示

  一是“支柱产业”的含义需要重新界定,把支柱等同于开发投资拉动,既高估了增量的空间,也低估了存量的价值。二是租赁与保障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价格稳定器,我国租赁人口占比长期偏低、租购不同权的格局需要制度性改变。三是交易税制与持有成本决定投机空间,我国持有环节几乎无成本,制度上仍偏向鼓励持有,这与德国的取向相反。四是风险处置宜早不宜迟,日本式“拖延出清”的代价远高于美国式“快速止损加信用重建”,我国当前“政策托底加制度重建”并行的路径,介于两者之间,关键在节奏。

  二、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已经从“总量拉动”转为“结构分化”。它同时表现为增加值贡献、财政依赖、金融敞口、居民财富与产业链带动五条线索,每条线索的走向并不一致,只有分开看,才能判断它究竟是拖累还是稳定器。

  (一)总量贡献已过峰值,支柱地位并未改变

  房地产的总量贡献在2020年前后见顶,但至今仍是占比最高的单一行业组合。202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83024亿元、增长0.2%,占GDP的5.92%;建筑业增加值86425亿元、下降1.1%,占6.16%,两者合计约12.1%,较2020年的14%以上明显回落。与成熟经济体相比这一比重并不高:主要发达经济体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多在10%以上,其中美国2025年约为12%。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中开发经营占50%、自有住房服务占29%、物业管理占15%、中介及其他占6%,而美国居住类租金一项就占77%。

  产业链与就业的关联度仍然很高。房地产上下游涉及60余个国民经济行业,2000—2013年高速扩张期直接带动就业超过7000万人。这一关联度意味着,开发投资的深度收缩会通过建材、家居、家电、装修、物流等环节传导至工业生产和就业,其影响不会只停留在房地产业自身。

  (二)对财政的影响:土地财政退坡是最大变量

  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支撑正在系统性退坡,这是本轮调整中影响最深远的结构性变化。2020年,土地出让收入8.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八成以上;2024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降至4.9万亿元,仅为2021年峰值8.7万亿元的56%。202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7703.55亿元、下降7%,财政部明确主要原因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同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47.1万公顷、下降22.2%,其中房地产用地6.2万公顷、下降14.4%,供给端也在主动收缩。

  财政影响已经体现在支出结构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安排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赤字率按4%左右安排;前三季度投向房地产相关领域的专项债超过6000亿元,约占同期新增专项债的17%,其中土地储备3438亿元、城市更新超过2500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超过1100亿元。这意味着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正在从“卖地收入”转向“以债换时间、以存量换增量”,其可持续性取决于存量资产能否形成稳定现金流。

  (三)对金融的影响:从优质抵押品到风险敞口

  房地产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已由“最安全的抵押品”转变为“需要主动管理的风险敞口”。2026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0.08万亿元、同比下降5.2%,占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的17.7%;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12.37万亿元、下降9.1%,个人住房贷款35.91万亿元、下降4.1%,占各项贷款的12.7%。同期各项贷款增长4.8%,房地产贷款连续多个季度负增长,银行对房地产的风险偏好明显收缩。

  居民端的变化同样深刻。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自2023年二季度起已连续14个季度同比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24年一季度的62.3%降至2026年三季度的56.4%,累计去杠杆近6个百分点,居民债务增速降至-2.0%。全国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连续三个季度稳定在3.06%,低利率并未撬动加杠杆意愿,“零贷款购房”“全款购房”成为部分家庭的主动选择。这一方面降低了边际违约风险,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按揭这一传统的信用扩张渠道正在长期性收窄。

  (四)对居民财富与消费的影响:负反馈已形成但强度在减弱

  住房是我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最大单项资产,其价格变化直接决定消费倾向。有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住房市值约418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倍以上,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住房市值占股票、债券、住房三者合计市值的66%。房价下行通过财富效应与抵押品效应双重渠道压缩消费,2026年前三季度居民不含房贷的消费性贷款余额同比下降2.8%,即是这一链条的直接反映。

  更值得警惕的是“房价下跌—提前还贷—消费收缩—房价再下跌”的负反馈。2026年上半年居民贷款“借得少、还得多”特征突出,个别月份出现住户中长期贷款净偿还;研究机构提示这一循环若固化为惯性,将对房地产市场、居民消费和银行零售信贷形成三重压制。

  (五)结构性影响的再判断:三重角色并存

  综合以上四个维度,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已不能用一个“占GDP比重”概括,而应拆分为三重角色。短期它是拖累项:2026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1.6%,固定资产投资在扣除房地产后降幅由8.1%收窄至5.1%,房地产是投资下行的主要来源。中期它是稳定器:居住消费、城市更新、房屋维护改造构成新的投资与消费载体,“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仅地下管网一项投资就超过5万亿元。长期它是服务业的一部分:租赁、经纪、物业、资产管理、REITs构成存量时代的价值来源,美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中服务性收入占九成以上即是参照。

  总之,在未来五到十年,房地产仍将是国民经济中权重最高的行业之一,但其功能将从“增长引擎”转为“稳定器与服务载体”;能否完成这一转换,取决于三项基础性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城市更新能否形成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以及居民资产负债表能否在两到三年内完成修复。

  三、我国房地产所处的阶段判断

  阶段需要同时看三件事:总量位置、边际变化与制度进程。我国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已越过拐点,但三者并不同步——总量下探接近尾声,边际改善刚刚出现,制度重建才刚进入实操。这种不同步,正是当前市场“数据偏弱、政策偏暖、预期偏乱”的根源。

  (一)两个转向已经确立:供求关系重大变化与存量时代到来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完成从“总量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从“增量为主”到“存量为主”的两个转向。2026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量在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达到50.4%,首次超过新房;前三季度二手房交易占比进一步升至52%。住建部据此明确判断,占比超过50%即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总量指标也已接近成熟市场水平。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89%,比上年提高0.89个百分点,增速较高峰期明显放缓;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户均住房超过1.1套。国际经验显示,城镇化率超过70%后房地产发展速度会放缓,新房交易占比的长期均衡区间大致为20%—30%。我国目前新房占比仍在五成左右,向均衡区间的收敛还有一段过程。

  (二)调整的深度:五项指标的历史位置

  本轮调整的深度可以用五项指标定位。一是开发投资:2021年14.76万亿元为历史峰值,2025年降至8.28万亿元,2026年1—10月为5.72万亿元、同比下降21.6%,四年多时间收缩超过一半。二是新开工:2026年1—10月新开工37036万平方米、下降24.4%,已连续七年下降、2022年以来连续五年跌幅超过20%,降至本世纪以来低位,出现明显超跌。三是销售: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8101万平方米、下降8.7%,2026年1—10月为61358万平方米、下降13.7%。四是库存:10月末待售面积7441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7%,连续8个月下降。五是资金:1—10月到位资金61530亿元、下降21.9%,其中国内贷款下降33.4%。

  与日本1990年代、美国2008年后的调整相比,我国这一轮有三个不同:一是政策托底贯穿全程,避免了价格一次性出清与金融机构连锁倒闭;二是调整以“控增量”为主动选择,新开工与土地供应的收缩先于需求收缩;三是制度重建与风险处置同步推进,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等改革在调整期即已落地。代价是出清周期更长,价格与库存的再平衡需要更长时间完成。

  (三)2026年的边际变化:五个方向一致的积极信号

  第一,库存连续8个月下降,10月末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7%、降幅比9月末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待售三年以下面积下降5.3%,去化速度快于整体。第二,二手房成交持续放量,前10个月网签面积6.8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1.4%,比前三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连续多个月高于新房销售面积。第三,价格同比降幅连续收窄,10月一线、二线、三线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收窄0.4、0.4、0.3个百分点,二手住宅分别收窄1.1、0.4、0.4个百分点。第四,一线城市率先企稳,10月一线二手住宅环比上涨0.2%、涨幅与9月持平,上海二手住宅同比上涨2.2%、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上涨2.7%,一线新建商品住宅同比降幅收窄至0.1%,接近止跌。第五,预期改善,国家统计局对70城从业人员开展的房价问卷调查显示,2026年6月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稳定或上涨的占比为63.1%,连续4个月保持在60%以上,比2025年低点回升近20个百分点。

  (四)阶段判断:L型筑底的后半场

  综合总量位置与边际变化,可以作出一个带条件的阶段判断:我国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的后半场、L型筑底的关键阶段,2026年是“量价再平衡”与“制度重建”并行的转折年。依据有三:一是量的收缩已接近长期均衡区间,新房销售面积较峰值下降一半以上,继续大幅下探的空间有限;二是价格的结构性底部已在一线城市出现,二手住宅环比连续上涨、同比接近转正;三是政策着力点已从需求刺激转向制度供给,市场对政策的反应从“脉冲式放量”转为“温和修复”。

  需要强调的是,“筑底”不等于“回升”。在人口总量减少、城镇化放缓、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的背景下,市场更可能呈现“总量平台化、结构分化、局部回暖”的形态,而非全面反转。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的问题不是单一的“需求不足”,而是六组结构性问题相互叠加:供求再平衡未完成、价格与基本面不匹配、两张资产负债表未修复、地方财政转型、基础制度短板、要素配置错位。它们互为因果,任何单点突破都难以奏效。

  (一)供求再平衡尚未完成,库存与新增供给存在错配

  库存的绝对规模仍然偏大,去化依赖新增需求而非供给收缩。10月末待售面积7.44亿平方米,相当于2026年1—10月新建商品房月均销售面积(约6136万平方米)的12个月,若计入在建未售与二手挂牌,实际可售规模更大。库存分布高度不均: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在2026年出现下降,二手挂牌的减少说明核心城市的存量正在被消化;而人口流出的三四线城市去化周期明显更长。

  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新开工持续向核心城市与改善型产品集中,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竞争激烈、外围地块流拍,而新市民、青年人的刚需主要集中在总价较低的二手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与价位上双双错位。

  (二)价格与收入、租金回报仍不匹配,价格预期偏弱

  价格调整尚未到位,是预期偏弱的直接原因。10月百城新建住宅平均价格17316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18%,但主要靠核心城市高价盘入市带动,32个城市环比上涨、61个城市下跌;二手住宅均价12376元/平方米、环比下跌0.61%、同比下跌6.72%,98个城市环比下跌。二手住宅价格更贴近真实供求,其持续下跌说明“以价换量”仍是市场的主要出清方式。

  从可支付性看,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仍偏高,租金回报率普遍低于合理区间,住房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下降。这一变化本身是回归居住属性的表现,但在居民资产中住房占比过高的情况下,价格下行会持续通过财富效应抑制消费,形成“价格—预期—成交”的弱循环。

  (三)房企资产负债表未修复,融资功能明显失衡

  房企的资金链仍处于收缩状态,且收缩幅度大于销售降幅。2026年1—10月到位资金61530亿元、同比下降21.9%,而销售额下降14.3%,资金收缩快于销售,说明外部融资渠道的萎缩是主因:国内贷款8148亿元、下降33.4%,自筹资金22169亿元、下降21.9%,定金及预收款19620亿元、下降15.5%,个人按揭贷款8414亿元、下降22.1%。银行对开发贷的风险偏好收缩,是到位资金下滑的第一原因。

  现房销售的推进在长期有利于风险出清,短期却抬高了自有资金门槛。新出让土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门槛提高至单体建筑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意味着项目从拿地到回款的周期拉长、资金占用增加,实力不足的中小房企将加速退出、行业集中度上升,但也可能在过渡期内进一步压低新开工。

  (四)居民资产负债表收缩,负反馈尚未完全打破

  居民端的去杠杆已持续三年以上,并形成自我强化的机制。房贷余额连续14个季度负增长,居民杠杆率从62.3%降至56.4%,2026年前三季度居民债务增速为-2.0%;同期居民存款增加、贷款减少,防御性储蓄倾向明显。提前还贷在房贷利率与存款理财收益倒挂、房价下行的双重驱动下被视为“最优资产配置”,进一步压缩了按揭投放与消费信贷。

  负反馈的核心在于收入预期。2026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4.4%,低于4.6%的实际GDP增速;9月16—24岁劳动力城镇调查失业率约18%,青年就业压力显著高于总体水平。收入预期不稳,使居民在房价下跌时选择缩表而非加杠杆,也使“稳楼市”政策的效果被部分抵消。

  (五)地方财政转型压力上升,土地之外的收入来源尚未成型

  土地出让收入的退坡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2024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9万亿元,仅为2021年峰值的56%;2025年进一步降至4.15万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下降7%,主因仍是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财政对专项债的依赖相应上升,2026年前三季度房地产相关专项债发行超过6000亿元、约占新增专项债的17%,但专项债要求项目收益自平衡,收储存量房、城市更新等项目的现金流培育仍需时间。

  更深层的问题是激励机制的转换。过去“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税收增长”的循环,在增量收缩后难以复制;新的循环需要以存量资产运营、REITs、产业税收为基础,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六)基础制度存在短板,存量时代的规则尚未健全

  一是预售制的历史包袱仍未完全消化。2026年8月28日三部门出台《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确立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但存量项目“新老划断”、预售资金监管的执行力度在各地不一,交付风险尚未根本消除。

  二是租赁市场不规范、租购不同权。我国城镇家庭租房比例长期偏低,租赁在税收、登记、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上与产权住房不对等,专业化、机构化租赁企业占比小,租金回报率低导致供给意愿不足。德国以55%的租房比例实现租金长期稳定,靠的是法律、补贴与租购同权,我国在这些方面仍有明显差距。

  三是保障覆盖不足、更新资金缺口大。截至2023年末,不含棚改的保障性住房占存量住房面积的比例仅约8%,城镇家庭中租赁公租房、廉租房的比例约3.4%;“十四五”期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和安置房1100多万套、惠及3000多万群众,但与新市民、青年人的需求相比仍有缺口。存量房屋规模大、建成时间长,房屋安全体检、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房屋质量安全保险三项制度刚刚起步,“房屋养老金”公共账户的资金来源尚未完全落地。

  四是统计核算未能反映存量贡献。现行统计以开发投资与新房销售为核心,自有住房服务按较低口径估算,物业管理、经纪、租赁的增加值核算不完整,导致房地产业的真实贡献被低估,也影响政策对行业形势的判断。

  (七)要素配置尚未实现“人房地钱”联动

  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与土地供应向中小城市倾斜的矛盾仍然存在。2025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47.1万公顷、下降22.2%,房地产用地6.2万公顷、下降14.4%,但供应的空间分布与人口流向并不完全匹配;住宅用地在核心城市供不应求、在外围城市供过于求,是核心城市高房价与三四线高库存并存的结构性根源。“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机制在2026年才进入实质性建立阶段,效果尚待观察。

  五、下一步发展走势判断

  走势判断需要分开看总量、结构、价格、投资与政策五条线。五条线的方向并不相同:总量向下收敛、结构向存量倾斜、价格向核心城市集中、投资向低位企稳、政策向制度供给转型。把它们放在一起,才能得到一个不夸张也不悲观的结论。

  (一)总量:新房销售降幅收敛、平台下移,2027年前后进入7亿至8亿平方米级平台

  新房销售的面积底部大概率出现在2026—2027年,随后进入7亿至8亿平方米左右的平台期。依据有三:一是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8.81亿平方米、2026年1—10月6.14亿平方米,按当前节奏全年约7.4亿平方米,已接近新增刚性需求与改善需求合计的中枢;二是新开工连续多年低于销售,未来两三年新房可售供应将持续减少,供给收缩会托住成交;三是二手房成交已连续多月高于新房,需求总量并未消失,只是在新房与二手之间重新分配,2026年1—10月新房与二手合计成交约12.93亿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结构:二手房主导地位巩固,新房占比向20%—30%的长期区间收敛

  二手房在交易总量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并趋于稳定。2020年27%、2025年46%、2026年前三季度52%,参照美国二手房占房屋交易88.65%的成熟形态,我国二手房占比仍有上升空间,但受新房供给收缩节奏与置换链条畅通程度约束,中期更可能在60%—70%区间稳定。新房占比向20%—30%的长期均衡区间收敛,是一个以十年计的过程。

  (三)价格:一线率先完成止跌,二三线滞后一到两年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降幅已收窄至0.1%,按当前修复节奏,2026年末至2027年上半年有望转正;二手住宅同比降幅收窄至0.4%,上海已连续为正。二线城市新房同比降幅2.0%、二手4.1%,三线城市分别为3.6%和5.0%,按每季度收窄0.3—0.4个百分点的速度,完成止跌需要四到六个季度,即滞后一线一到两年。

  (四)投资:新开工2027年触底,开发投资占GDP比重向4.5%左右收敛

  新开工的下行尚未结束,但斜率会明显放缓。2026年1—10月新开工3.70亿平方米、下降24.4%,全年预计约4.3亿平方米,已低于本世纪以来的多数年份;考虑到土地成交、房企资金与现房销售带来的开工周期拉长,2027年新开工可能在4亿平方米左右触底,随后进入低速稳定期。

  开发投资占GDP的比重将继续下移。2025年为5.9%,按2026年1—10月的节奏,全年开发投资约6.5万亿元、占GDP比重降至4.5%左右,中期在4%—4.5%区间稳定。这一水平已接近多数经济体住宅投资占GDP的常态区间(多在3%—5%),说明投资端的出清已进入后半程。

  (五)政策:从需求刺激转向制度供给与存量更新

  政策的边际方向已经清晰:需求端工具趋于精细化,制度端改革加速,投资端载体转向城市更新。2026年已落地的政策包括:自10月1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财金〔2026〕95号),对购买首套住房、面积120平方米以下、总价150万元以下的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按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最长5年的贴息,单户可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万元,中央与地方财政按9∶1分担,实施期暂定一年,二手房同样适用,贴息后前五年实际利率由3.06%降至约2.06%;8月末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多地取消或放宽限购、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专项债收储与土地收储常态化。前三季度房地产相关专项债超过6000亿元、城市更新专项债超过2500亿元,表明财政资金的投向已从“补建设”转向“补存量、补更新”。

  下一阶段的政策重心,更可能是把贴息从“新增”扩展到“存量”、把收储从“试点”扩展到“规模化”、把现房销售从“新项目”扩展到“全流程”,把城市更新从“工程”升级为可持续投融资机制。这些措施的共同点是改善现金流与预期,而非直接刺激价格。

  (六)三种情景

  基准情景是“总量筑底、结构分化、温和修复”:2026—2027年新房销售在7—8亿平方米区间筑底,一线价格于2027年转正,二三线滞后,开发投资降至4.5%左右后企稳。乐观情景需要三个条件同时成立:居民收入预期改善、存量房贷负担实质性下降、城市更新形成可复制的投融资模式;此时销售与投资可能在2027年提前回升。悲观情景的触发点是外需冲击叠加就业压力、房企债务二次违约、地方财政被迫收缩支出,此时调整期会延长两到三年。

  六、下步解决办法和措施

  对策的关键不在于再加多少刺激,而在于把已经确立的制度框架落地、把存量资产的现金流做实、把两张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修好。

  (一)稳市场:把需求端政策做成可持续的现金流改善

  需求端政策的着力点应从“一次性刺激成交”转向“持续降低居住成本”。2026年10月落地的购房贷款贴息精准锚定刚需与低总价房源,覆盖首套、120平方米以下、总价150万元以下、单户贷款上限100万元,贴息后前五年实际利率由3.06%降至约2.06%,政策将二手房纳入范围,有利于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建议将贴息范围扩展至差价换购自住住房与存量房贷,对短期收入下降但具备中长期偿债能力的家庭推行“展期降息加先息后本”的批量重组,并由央行提供再贷款支持。

  因城施策应继续放权。一线城市可在核心区之外进一步优化限购、优化普通住宅标准;二三线城市应以购房补贴、契税减免、公积金异地互认等工具为主,避免以财政补贴直接托价。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应聚焦提取范围拓宽与全国互信互认,使公积金从“购房工具”变为覆盖租房、购房、修房、养房的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工具。

  (二)去库存:把收储从项目试点做成常态化机制

  收储是当前唯一能同时改善库存、保障与房企现金流的工具,但规模仍偏小。据机构统计,截至2026年9月末,全国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的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35亿元、收购超过2.3万套、建筑面积超过190万平方米;用于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专项债超过1750亿元。与7.44亿平方米的待售规模相比,收储规模尚不足百分之一,需要从三方面扩围:资金来源上,形成“专项债加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加银行贷款加REITs”的组合;用途上,从保障性住房扩展到人才房、青年公寓、养老公寓、学生宿舍、安置房源,部分高校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学生宿舍已有先例;机制上,先摸排需求缺口、再匹配房源地段与户型,避免“为收而收”。

  收储要与“控增量”联动。土地端应继续执行“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对库存去化周期超过合理区间的城市暂停新增住宅用地供应,把收回的闲置土地优先用于产业、公共服务与保障性住房,形成“收地—调规—再供应”的闭环。

  (三)建制度:三项基础性制度要真正落地

  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是新一轮制度建设的核心,其价值在于把风险锁定在项目层面,切断集团总部与项目之间的资金挪用链条。截至2026年9月,三项基础性制度已全部出台:8月28日三部门《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建房规〔2026〕3号)明确,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款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新出让土地项目优先现房销售,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或银团,项目资金归集至主办银行实现闭环;土地出让方案可带规划方案出让、土地出让价款可分期缴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天津等20多个城市已出台实施细则,新老划断以8月28日为界,各地在过渡安排、保函置换等方面作出差异化设计。

  落地的关键在三处:一是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与主办银行账户的实质封闭运行,避免“账在人不在”;二是现房销售项目的融资配套,开发贷投放节奏要与建设周期匹配,土地款分期与税负后移要落实;三是存量项目的风险处置,对资不抵债项目应有明确的司法处置与购房人保护顺序。建议以“白名单”经验为基础——截至2025年9月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金额超过7万亿元、支持近2000万套住房建设交付——把项目层面的融资协调机制制度化、常态化。

  (四)优供给:保障与市场双轨,“好房子”与城市更新接续投资

  保障体系应按“配租加配售”双轨、以需定建定购来组织。对城镇低保与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对新市民、青年人和工薪群体宜配租则配租、宜配售则配售,地级以上城市应建立住房保障轮候库,以轮候需求决定建设与筹集规模,避免“建而不用”。“十五五”期间保障性住房覆盖面的扩大,是替代商品房投资下滑最直接的公共投资来源。

  “好房子”标准已经具体化,具备可执行性。新版《住宅项目规范》将层高从2.8米提高到3米、4层及以上住宅须加装电梯、临空处护栏高度不低于1.2米,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建议把“好房子”要求与土地出让条件、预售许可、公积金贷款额度挂钩,形成“品质溢价—去化加快—资金回笼”的正循环,使品质竞争替代价格竞争。

  城市更新是增量投资的新载体。《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投资规模超过5万亿元)、改造提升300片历史文化街区。建议同步建立三项配套:用好已出台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管理办法,让信贷资金合规进入;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建立“城市体检—更新项目—资金匹配”的闭环,避免项目碎片化、资金撒胡椒面。

  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是存量时代的必备基础设施。应尽快建立房屋安全体检、房屋安全管理资金、房屋质量安全保险三项制度,其中安全管理资金由个人账户与公共账户组成,公共账户按“取之于房、用之于房”原则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与土地出让金归集建立,解决存量房屋“没人修、没钱修”的问题,同时形成稳定的修缮投资需求。

  (五)化风险:三张资产负债表要同步修复

  房企端应以“有序出清加保交付”替代“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且无拯救价值的项目依法破产清算,对有能力续建的项目通过白名单、主办银行、专项借款支持完工;允许优质房企通过股权、债券、REITs融资,恢复其正常经营功能。行业集中度提升是必然结果,政策应关注的是集中度提升过程中竞争是否充分,而不是阻止退出。

  地方财政端应加快培育土地之外的收入来源。短期靠盘活存量资产形成现金流,中期靠产业税收与消费税收的培育,长期靠持有环节税制的完善。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正在推进,写字楼、酒店等存量资产有望纳入;截至2025年末我国公募REITs已发行79单、规模超过2100亿元,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具备承接存量资产的条件。

  居民端应以“降负担”替代“加杠杆”。除贴息扩围外,可对存量房贷推行批量重组、扩大公积金覆盖、稳步扩大个人住房破产制度试点,建立债务出清与信用修复机制。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到位,消费与购房意愿才会真正恢复,这是所有需求端政策的前提。

  (六)育新动能:把存量运营做成产业

  存量时代的增长来自服务,而不是新建。应在三个方向培育新动能:一是住房租赁,培育专业化、机构化租赁企业,推进租购同权,把租赁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物业服务与社区服务,推动物业服务向养老、托幼、家政、健康延伸,形成“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模式;三是资产管理,通过REITs、代建、城市更新运营,把“投融管退”闭环建立起来。代建已有实践基础,销售额排名前100的房企中约八成涉足代建,是轻资产转型的现实路径。

  统计核算应同步改革。建议完善自有住房服务与虚拟租金的核算方法,单独统计物业管理、经纪、租赁、城市更新等活动的增加值,使房地产业的贡献在存量时代得到准确反映。随着存量服务比重上升,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从当前的约5.9%逐步回升至8%—10%——这一回升不靠开发投资,而靠服务。

  (七)预期管理:政策连续性比政策力度更重要

  市场预期的修复依赖于政策的可预期性。建议在三个层面加强:一是保持需求端政策的时间表透明,避免“一次性、临时性”表述引发的观望;二是定期公布库存、二手房成交、土地供应等高频数据,减少信息不对称;三是明确政策目标的边界,把着力点锁定在“交付安全、居民可支付、金融稳定”三项可度量指标上,而不是把房价本身作为调控目标。预期稳定之后,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会明显增强。

  总之,全球经验与我国数据指向同一个结论:房地产不会退出国民经济,但它支撑经济的方式正在改变。从增量开发到存量服务,从土地财政到存量资产运营,从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到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这一转换已在2026年进入实操阶段。

  转换的难点不在方向,而在节奏。收缩太快会冲击投资、就业与地方财政,收缩太慢会延长风险出清、消耗政策空间。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以收储和城市更新托住总量,以三项基础性制度重建规则,以保障与租赁补齐结构,以居民与房企资产负债表修复稳住预期。四者同步推进,房地产才有可能在“十五五”期间完成从增长引擎到稳定器的角色转换。

  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2026年11月16日发布的《2026年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及2026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5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住房城乡建设部2026年9月18日“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建房规〔2026〕3号)及《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部署;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财金〔2026〕95号);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财政部《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6年三季度宏观杠杆率报告》;中指研究院、克而瑞、戴德梁行等机构公开研究;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德国联邦统计局、新加坡建屋发展局相关统计,以及德国、新加坡、日本住房制度的公开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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