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红一生都在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自由，追求文学的自由，让人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的灵魂。林贤治动情地说，“在爱情上，如果不追求自由，她可以当姨太太，过舒适的生活，但她宁愿背叛家庭，选择走上流浪的道路。”在他看来，萧红离开萧军，也是因为不能忍受萧军的家暴和不忠，要告别屈辱的生活。萧红追求自由独立，但在一个男性社会里，注定是悲剧。而在文学创作上，萧红不愿意为党派利益支配，坚持自己的独立性。
跟萧红悲剧性的命运相比，林徽因的家庭出身更好，各方面都更加幸运。“林徽因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既会写诗、散文，还是一位建筑学家。她在少女时代就到西方留学，接触到摄影技术，当时是很时尚的生活方式。”王一珂说，林徽因漂亮且有文化内涵，带有今天影视明星都不具备的魅力，被今天的大众读者当成了一个美丽的小资情调的淑女。而真实的林徽因跟大众了解的林徽因，其实有很大不同。
林徽因仅在政治观念上就发生过很大的变化，1948年后，她和梁思成都变成了极左派，跟胡适、梁实秋等人决裂，代表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转变。今天的大众并不了解她的政治观念。王一珂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本月推出的林徽因文集，比以往的集子都要齐全，但还是有部分稿子目前没法问世。“林徽因留有700多封英文书信没有收入文集，梁家不同意发表。”王一珂说，假如这些书信公布，里面涉及很多隐私，甚至会颠覆大众心目中林徽因的大家闺秀形象。
女作家张爱玲更是被大众误读，被当成了小资代言人。在微博、微信上，流传着大量的所谓林徽因、张爱玲语录，很多句子还伪托俩人所作，大多是有关婚姻爱情之类的心灵鸡汤。“张爱玲的作品门槛其实很高，很多读者未必读完她的作品，但她文章中的句子被大家喜欢。”止庵笑道，张爱玲被误读成小资代言人，有巧合也有阴差阳错。在解玺璋眼里，张爱玲的作品很市民化，恰好迎合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受到大众的热捧。
张爱玲已神化，萧红被低估
跟生前的声名相比，民国女作家们的文学地位，身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之中，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变化最大。因与胡兰成的关系，张爱玲的作品1949年后在大陆一度销声匿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海外学者夏志清的发掘，张爱玲的作品受到空前重视，在国内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张迷”。
“民国女作家拥有市场的没有几个人，张爱玲有大量读者，林徽因有不少粉丝，萧红也有一批粉丝，其他作家几乎没有多少读者。”止庵举例，像当年曾与张爱玲齐名的梅娘，虽然去年才过世，但她的作品早已被人遗忘。石评梅、庐隐、苏青等才女也是如此。也许因为她们的私生活偏平淡，文学成就又相对较低，现在就没什么人关注她们的作品了。
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肩负太多文学以外的任务，起初讲个性解放、妇女自由，后来是抗战救亡，文学服务于政治，大部分民国女作家创作的背后是阶级论。“丁玲非常典型，从早期的个性解放作品，变成后来的阶级斗争主题。”止庵犀利地指出，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冰心笔下的人物，当时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但现在知音难觅了。丁玲曾是最有名的现代女作家，但如今她的文学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一流掉到三四流的水平。
“张爱玲跟其他女作家有差别，她不写阶级论，写单个的人，笔下的人物让现在的读者还有共鸣。”止庵说，能引起读者共鸣，才能保证作品具有生命力。他还提到，张爱玲的文字来自旧小说，受到传统经典小说的影响。虽然当时这种文字是支流，欧化的翻译文字是主流，但时过境迁，张爱玲的文字经住了考验，而丁玲的欧化白话文半生不熟，反而让人觉得别扭。
萧红曾是一员左翼作家，但她游离于左翼之外，如《生死场》看似写抗战，实际上抗战篇幅极少，写的更多是东北农村底层的苦难生活。止庵直言，萧红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天赋很高，靠本能就写出了好作品；但也正因为此，她的作品参差不齐，好作品特别好，而另一些作品又明显很弱。林贤治说，萧红跟丁玲不一样，惧怕集体革命化的生活，她不是写阶级斗争的作家，更多是从文化的视角，以悲悯的情怀表现底层人的生存，超出阶级斗争的局限。
林贤治深情地说，萧红的创造性被严重低估，文学史上的地位还不够高，她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特征，对生活观察很独到，对人性中恶与丑陋的暴露，以及对男权社会暴力的揭示比较深刻。萧红写《生死场》《呼兰河传》，把自己放进里面，不会隔岸观火，是用生命来写作。在林贤治眼里，萧红的小说不迎合读者，而张爱玲的作品有讨好大众的一面。“张爱玲已经被读者神化。她对市民社会有独到的观察，富有灵性，但其气局不大，不宜过于高估。除她之外，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并不多，文学地位也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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