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刘震云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引发众多关注。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终于出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刘震云用一贯的幽默为你一一道来。
“吃瓜群众”才是主角
“吃瓜”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这样说来，作家包括刘震云本人应该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描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作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
书中，刘震云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这构成了奇妙的叙事甚至延伸：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书的读者。
上一章暴风骤雨下一章一句话
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几个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刘震云说，过去写的人物关系是显见的、紧密的，这次写的这几个人关系是空白的，空白中藏着一些道理，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而是吃瓜的群众。
刘震云的小说语言特色很鲜明，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A，而是B；也不是B，而是C。”这样书写是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
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了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用形容词，而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
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才算是语言上有心得，“比如，在这本书中，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二十多页，下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之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
对话刘震云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
广州日报：您的很多作品搬上银幕后叫好又叫座，今年您凭《我不是潘金莲》还获得了年度编剧奖，您觉得当作家和当编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刘震云：其实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电影需要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这么说吧，影视有点像端到桌上的一盆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重视过程，是油热了之后肉和菜下锅的声音。像《温故1942》通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刚导演把它改成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也不适合改成电影。但为什么也改了？一定是导演想到了电影、文学包括生活之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超越了故事、超越了人物背后的一些特别值得思考的东西。《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如果改成电影，也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四个主人公怎么在电影里呈现，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难题。
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我不知道剧本该怎么写。我觉得小说和电影剧本最大的区别是，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需要从头至尾说清楚，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但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如果说像《我不是潘金莲》大家比较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导演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
广州日报：新书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刘震云：最大的挑战是语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其实就是文字特别简洁。文字简洁就是不用形容词。但语言如果只是简洁，那这个简洁也没有什么用。简洁的语言里面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意蕴，这就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一种有心得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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