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晓兰
叶底藏花一度，梦里踏雪几回。随着身上衣物的不断叠加，我热切地期盼着雪这冬天的意象的到来。
雪天，茅烘子被母亲早早地摆放在了床头的地上，北风拖着哨音和着厨房里父亲拉风箱的“嗒——嘟——”声不时传来，母亲已在水勺里搅兑好了面水准备下锅，圆圆的大木锅盖下，水滚着，泛着接连不断的一层一层的水泡儿，里面拥裹着的，是或粗或细的红薯段儿。
母亲掀开锅盖，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饭勺，打捞出红薯，放在粗瓷碗里，带上筷子，端到我和妹妹的床前。三个馋虫排对排翘首以待，像极了廊檐下等着虫儿吃的小燕子。当然，这不是正式的吃饭，我和妹妹只是用筷子插着红薯随便吃吃。母亲说吃了会更暖和些。童年的我特别喜欢这种面水下锅前的白水煮红薯，有种暖胃的热度，耐嚼的质感，一开锅就眼巴巴等着问：红薯好了没有?快好了没有?等着母亲弯着腰从奶白色的水气蒸腾里捞出冒着袅袅热气的烫红薯。
雪后，晚上。和要好的朋友在操场上踏雪而行，一圈，一圈。谁都很少说话，只有簌簌的步调一致的踏雪声，和彼此几乎同频的呼吸声。那晚月亮真好，像摆放在白茫茫干净世界里的一件玲珑剔透的艺术品，现在想起来还像照在身上，触手可及。一晃已去经年，两晃我们都已到知天命之年。虽不常联系，不常见面，但曾经的欢声笑语却一直在记忆里温暖弥漫，曾经的心有灵犀一直在内心柔软处停泊栖息。
在武安过了几个冬天，一家三口。武安是个小镇，离小城二十多里地。有一年春节回家去，路上是四五厘米的积雪，他看了看路面，心下明白，路面上坑洼不平的地方说不准哪里就埋伏着雪棱与冰疙瘩，但还是坚持要像往年一样回老家。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骑着摩托车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行走，我的怀里抱着两岁半的儿子。小心行得万里雪，可再怎么小心，终究还是陷入了雪棱与冰疙瘩的埋伏。第一次是摩托车一个趔趄之后歪歪斜斜躺倒在地，他和我双脚着地，儿子差点脱离了怀抱。战战兢兢行了一段路，余惧未消之时，没有任何征兆和思想准备，车子再一次撞上了冰疙瘩，一家人被懵懵懂懂地甩了出去：车子歪斜着画了半个圆之后卧在沟沿边，我紧紧抱着儿子被实实在在地蹲在雪窝里，他则完全脱离了车子半趴在了雪地上。他不顾疼痛飞速爬起来，检视儿子的状况，看儿子安然无恙于我的怀中，长嘘一口气：“儿子没事就好。”儿子没事就好，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有事啊，摔死我了。
“你说儿子没事就好，难道我有事就好吗?”拿这话调侃他的时候，他憨憨一笑，来了一句“更不好”。其实，他摔得未必比我轻多少。结果是他推起摩托车，一瘸一拐慢慢往回走了，说什么再不敢回家去。直到几天后确认路况彻底安全之后，才终于启程。二十多年过去了，每逢下雪，雪地里总是不断叠现出他那憨憨的微笑的旧影。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由于白雪，我觉得世界开始明净，由于花朵，我觉得生活开始芬芳。红尘万丈里，无论天气怎么大风大雪，生活多么不三不四，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踏实和安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