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源隆
“从1962年到2026年，百花奖从北京出发走向全国，走进了千家万户。”8月8日，在主持人深情的话语中，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北京电影论坛开幕。论坛汇聚了导演、编剧、演员、投资人、影院经理、影评人等电影行业各环节的代表，从不同的职业视角探讨一个核心命题：电影如何成为连接“我”与“我们”的桥梁。
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部长、北京电影学院特聘教授丁亚平以“看见自己，感受他人，成为我们”3组关键词阐述了自己对电影文化的理解。他举例说，《好东西》中都市女性的互相承托、《给阿嬷的情书》里跨越家族的记忆、《小小的我》中残障青年的内心表达，既帮助观众看见自己的情绪，也让他们更能体会别人的处境。“电影就这样进入公共生活，让不同感受相互照见，一个时代的电影文化继而有了丰厚的层次。”丁亚平说。
这种“成为我们”的公共性，在表演艺术家梁家辉的分享中也有呼应。这位入行40余年的“千面影帝”将电影比作一幅连接地域与文化的“地图”。“1982年，我24岁，被李翰祥导演拉到北京，出演咸丰皇帝。”梁家辉回忆初次走进故宫拍摄《火烧圆明园》时的震撼，“那不是布景的恢宏，而是真实历史的恢宏，是一段民族记忆的恢宏。”他认为演员的使命是“把人物放回他的土地里”，“了解了人物的生存空间，再演这个人物就活了”。梁家辉说：“演员要通过表演，把不同土地、不同文化、不同人心，连接在一起。”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回忆上世纪80年代看露天电影的夜晚，以及《芙蓉镇》《甜蜜蜜》带给他的感动。“电影拥有最宏观的画卷，也掌握最微观的笔触，它擅长以社会缩影的方式表现普通的人、平凡的事，但往往在结尾让你突然意识到历史到来。”张冀说，“电影拥有‘改变的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电影将走向何方，但仍确信每一步都会留下我们的印迹。”
创作者的真心与观众的深情
导演董成鹏将电影人与观众的关系比喻为“荔枝与枝”。他坦言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创作方法论很简单：“我把自己先当成一个观众，再当成一个作者。”他毫不避讳有关《煎饼侠》的争议，并将那些批评视为观众的“深情”。董成鹏说：“观众评价你，说明他们还在乎你。”谈及《长安的荔枝》的创作，他感慨道：“只要我还连着观众这根‘枝’，只要还记得自己首先是观众和从哪里来，那电影的‘荔枝’就会到达更远的地方。”
这种“双向奔赴”同样体现在新人演员王彦桐的经历中。作为《给阿嬷的情书》的主演，他从一个被剧组拒之门外的打杂工到最终通过自我磨砺拿到角色。“无用就是最有用。”他分享自己朴素的经验，那些在电视台实习、在剧组打杂、体验生活苦楚的经历，最后都变成了他演木生时的底气。他用自己的故事证明了“真诚的努力，是会被看见的”。王彦桐说：“电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是一群人的热爱、较真和不辜负。”
电影博主“董电影”作为观众代表，直接道出了大众的期待。这个从小爱看电影如今是拥有千万粉丝的电影自媒体创作者提出3个字：真、勇、信。“现在的电影技术越来越先进，画面越来越精美，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完心里却空空的。”他直言那些拍出“真人、真事、真感情”的老电影更动人，呼吁当下电影人要有“敢碰真问题”的勇气，并指出信任是创作者与观众关系的基石，创作者要用一部部真诚的作品去积累和维护观众的信任。
守护银幕之光与产业未来
作为产业代表，紫荆影业(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挺伟从投资人角度解析了电影的核心价值。他认为，越是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越需要电影带来“沉浸式的思考”，“商业价值让电影活下去，艺术价值让电影走得远”。面对AI等新技术的冲击，他持乐观态度：“AI技术的发展不是为了替代人们去创作，而是解放人类的想象力。”他认为，技术带来创作平权，电影会迈入“超级创作者时代”。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则从放映终端守护者的身份讲述了“那束光”的意义。他入行27年，见证了电影院从胶片到数字、从单厅到多厅的巨变。“有一件事从没变过，就是银幕亮起时，影厅里几十上百人同时为一个镜头屏住呼吸的感觉。”于超说，影院人做的是“守护观众和电影之间那个相遇的空间”，影院的根本使命是经营好这束光，为每道光找到合适的观众。
论坛特别设置了“百花发布”环节，向中国电影致敬。其中，《北京与中国电影》一书以120余年的时间为轴，系统考察了电影与北京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北京作为中国电影策源地和风向标的独特地位。《跨越20年：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演进》与《跨越20年：中国电影产业生态演进》两份报告发布。前者从题材类型更迭、主创代际交替、创作理念与表达方式迭代等方面，梳理了中国电影创作侧的20年演进脉络;后者从市场结构、投融资、发行放映、技术应用、产业政策等维度，回望中国电影产业20年的演进轨迹与关键转折，呈现了产业升级与生态重构的完整图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