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
十多年前的某个盛夏,我在蝉鸣声声中结束了高考。
走出校门,左拐,在报刊亭前停下,站在那里,翻看了半个小时最新的杂志。瘦削的老板低头看报,偶尔头也不抬地端起茶杯,吸溜着嘴,嘬一口茶。那是报刊亭的黄金时期,老板并不担心翻阅过的杂志无人购买,而大部分书与杂志也不会以清洁为由,拒人千里地进行塑封。有风缓缓地吹来,掀起我的裙角。阳光炙烤着大地上的植物,发出细微的焦煳味道和让人迷醉的成熟的芬芳。我看得累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杂志,小心翼翼地掏出兜里的钱,一张一张数着。那是我从半年的饭费中节省出的零花钱,在高中生活结束的最后一天,它们全部变成了我向往的书报杂志。老板依然气定神闲地嘬一口茶,将钱淡淡扫上一眼,便收进了旁边的纸盒里。我道一声谢谢,拿好一摞报刊,推起门口的自行车,一抬腿,跨上大梁,朝通往村庄的大道上驶去。
那个因为等待高考成绩而让人有些焦灼的暑假,我在竹编的躺椅上,将购买来的报刊看完后,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在上面发表文章。1999年还是写作者刀耕火种的年代,电脑时代尚未到来。于是我像每日在田间地头俯身劳作的父母一样,在老旧的风扇下,蜷缩在竹椅上,一页一页地耕种着最初迸发的关于文字的理想。
我发表第一篇文字,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春天。阳光洒满每一个教室门口的台阶,让那里有着暖烘烘的气息。校园外的大道上,有拖拉机的响声,突突突地经过。那声音里饱含着一抹源自麦田的希望。就在课间10分钟里,在学校担任民办英语老师的叔叔忽然朝我走过来,露出让我难得一见的微笑,说:你的稿费单到了。
我几乎被吓住了。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我至今怀疑那篇发表的文章,或许是某个好心的老师将我的一篇作文无意中推荐了出去,他自己却忘记了。也或许,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咚一声投进了邮筒。那是一张来自黑龙江某杂志的稿费单,30块钱。1994年的30块钱,还能买到许多东西。父亲喜滋滋地拿上我的户口本,去邮局取完稿费后,连钱的影子都没有让我看到,便拿去买了种子。
我那位很少笑的叔叔,却在此后忽然间开始关心我,将学校给老师订阅的各种刊物借阅给我。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过,忐忑不安地看完,而后在周末被他驮着回家的路上交还给他。甚至有一次,为了他这份不知如何还清的好意,我的右脚不小心被卷入自行车的后轮里,我忍着痛,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到他自己发觉,停下车来,气咻咻地骂我。
高考后焦灼等待成绩的那个暑假,我用一整个笔记本的文字,倾诉着内心的孤独、惶惑、迷茫与渴望。半年以后,那些文字中的一篇,在西安的一本校园杂志上发表出来。随后,我又在那里以专栏的形式发表了三篇,并因此被邀请参加笔会。我在忽然间打开的窗户里,嗅到浓郁的春天的气息。那个笔会,报销一周的食宿费,但不包括往返的火车票。我记得自己站在正晾晒麦子的父母面前,嗫嚅着提及这笔200多元的车票时,母亲叹了一口气,继续翻晒着麦子,什么也没有说。恰好路过的一个在镇上医院工作的本家爷爷听到后,兴奋于我的“有出息”,当即给了200块钱,并让父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出去“见见世面”。
我在西安吃了羊肉泡馍,看了兵马俑和大雁塔,看到一个大方地向编辑讨要香烟的西安女孩,她表情孤傲,见到我这乡下来的女孩,头也不点一下。我还暗恋上一个长我几岁的湖北男孩,他刚刚在全国著名文学刊物上刊发了一篇作品,我甚至在即将离去的车上,还为他流下眼泪。后来,我曾暗恋的男孩,与我通过一年的书信后,便如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再无踪迹。
而我,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一直走到很多个盛夏过去,生命的大地上,植满芬芳的花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