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贫穷而幸福的农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户人。
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都种棉花，既费时又累人。从犁地，播种，打岔子，掐心，中间还要施肥，拔草等等。尤其是还要亲自动手逮大豆虫，现在想想都还发怵。农忙时，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烈日下的棉花地里，一顶破草帽的帽檐儿或耷拉着几绺草丝，或卷着卷儿按在父亲又黑又浓密的头发上。父亲脚不沾地给棉花喷药，古铜色的脸上的汗滴来不及擦“吧嗒”掉在地上的黄土里摔成了好几瓣儿。母亲则忙着逮豆虫，我害怕地跟在她身后，母亲为了打消我的害怕心理就告诉我说：“人家红梅的爷爷专门逮大豆虫炸着吃，可香啦!”然而母亲愈发这样说，我愈发恐惧，大豆虫简直成了我童年的噩梦。
等到拾棉花的季节，只要我们不上学就去地里。有一次周天太阳炙烤着大地，母亲骑着二八大杠的洋车子带着我和哥哥拾棉花。由于我们早饭吃的少，不一会肚子就咕咕叫。妈妈哄着我和哥哥说：“你俩好好拾棉花，我回去蒸一锅馒头，给你们做馒头加鸡蛋蒜。” 我和哥哥高兴极了。多久没吃鸡蛋了?我都不记得了。因为鸡蛋只有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到。我偷偷告诉哥哥，那次我假装肚子疼，在炕上捂着肚子哭，妈妈给我煮了一个鸡蛋，可是我不能大口大口的吃，还得装着没胃口的样子。母亲见我这样还心疼地说：“唉，娥儿是真病了，要不怎么鸡蛋都不想吃?”事后我心里有点儿后悔不该骗她。哥哥笑着说我是馋猫，我们一边笑着闹着，一边幻想鸡蛋的美味。等啊等啊，听见动静我们就往小路的方向看,可是热辣辣的太阳都偏离了中线也没等到母亲的身影。我和哥哥看着堆成小山的棉花跺，饿得前胸贴后背也没心情干活了。我们躺在树荫底下，听着树上的蝉鸣，望着高高的蓝天，聊着什么话语现在已无从记起，我想应该是只属于我和哥哥的童年趣事。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迷迷糊糊听见母亲喊：“吃饭喽，孩子们!”我揉揉眼睛，撅着嘴说：“妈妈，你怎么才来啊?”母亲解释说：“你大舅给送了一袋自己种的蔬菜，豆角，茄子，黄瓜，打发大舅吃完饭才来。”这时候母亲说什么已无关紧要，我们拿起馒头就着鸡蛋蒜狼吞虎咽的吃着。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直到现在也没有过。
八十年代的童年总是那么美好，每个孩子脸上洋溢着开心，幸福。（本网原创，欢迎投稿） |
